纪念苏白老师|安佳瑶:苏白老师的人格魅力
2018年2月1日，苏白老师离开了我们。苏白先生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和学术高峰无与伦比。苏白先生鲜明的人格魅力更是让人信服。当我想起和老师相处的那些瞬间，一点一滴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考古不是游山玩水
1979年秋天，我有幸成为一名教师硕士。刚入学时，我和79级新生一起听了苏老师的演讲。他说你就像候鸟。春秋时你飞出去，夏冬又飞回来。我们在考古实践中都充满了喜悦和幻想。1980年初，我和同学陈莹莹在武昌湖北省博物馆当老师。当时他的助理教授湖北省博物馆的全夔山、全缙云正在武昌郊区整理隋唐墓葬。为了找到墓中出土瓷器的来源，苏先生带我们去湖南和江西考察了窑址。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从九江坐船到武昌。陈莹莹恳求老师给我们半天假，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庐山了。庐山不仅是近代史上发生许多重大事件的地方，《庐山恋》也是刚刚上演的，是改革开放后刚拍的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苏老师不同意我们的要求。通过这件事，我们明白考古不是为了看山看水，从来不会向老师提这种不合理的要求。1981年暑假，我们和老师在敦煌莫高窟实习了一个多月。景区月牙湖就在附近，我们也没去。后来去考古所工作，才知道夏乃先生对我们考古人员的要求更严格：直接去考古现场，绝不下车。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规定才稍微放宽，一路上可以下车进行业务考察。
对公款吃喝非常反感
我们和苏老师出去学习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食堂吃饭，有时候干脆吃两个馒头。1981年夏天，我和老师一起参观了炳灵寺。当时炳灵寺人迹罕至，所以早上不到六点就从兰州出发，到达刘家峡后乘船到达石窟。爬上爬下石窟，还没到中午就已经饿了。当时没有食堂，也没有餐厅。炳灵寺的看守给老师和我们一碗白水面填饱肚子，我们继续干活。苏白老师对公款吃喝非常反感。有一次，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当地官员为我们准备了一张桌子。从现在的角度看，不是奢侈品，就是有鱼有咸肉。因为阻碍了当地文物工作者的陪同，苏老师无法拒绝。事后，苏老师很认真地对我们说：“这样吃喝不好，都是油脂！”老师的话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以后要上班，警惕公款的乱用。
苏老师反对用公款吃喝，但是给学生付饭钱很大方。武昌东湖实习的时候，老师出钱给我们买螃蟹，在权缙云家蒸，请我们吃，一步一步教我们吃螃蟹。
老师请我们吃螃蟹(全金云摄)。从左到右：全魁山、陈莹莹、苏白、安佳瑶。
我工作后才知道考古老教师都保持着这样的优良传统。1994年秋天，我和黄景略先生一起去河南考察考古遗址。在南阳的一个县，午餐准备得很充分。那天上菜前，黄先生起身离开了。我们看着领队离开，跟着他出去，让当地陪同人员很丢脸。就这样，黄老师表达了对吃喝公款的不满。后来故事说，黄头把酒桌扯下来了，但也没那么夸张。
不给他人添麻烦
苏老师一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能做的永远不会去打扰别人，尤其是自己的组织。
珍妮在2011年初去世前已经卧床将近十年。除了参加北京的重要会议，老师谢绝了其他活动，和生病的妻子呆在家里。珍妮走后，老师没有精神走路。老师想去的地方还是古迹。2011年6月6日，刚好是端午节，苏白老师让我带着女儿苏志皮去银山塔林玩。阴山塔林是辽金以来中国北方的佛教圣地。它位于昌平区以北30公里处。苏老师是佛教考古大师，但一直没有机会实地考察。走之前我问老师会不会跟北京文物局打招呼，他不同意。那天他准备的很早，带了水和帽子，等我开车去接他。我们沿志新道东行至安立道北行。老师年近90，多年很少出门，但在北京生活工作70年，熟悉地图。在路上，他凝视着沿途的变化，讲述着过去这里发生的故事。到了塔林售票处，智皮跳下车，买了三张老年人优惠票。银山塔林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局的属地。如果知道老师来了，市文物局和区文物局的领导肯定会上前迎接。老师不喜欢前呼后拥。他仔细考察了辽金元明时期的砖塔。下山的路上，老师对我说：“再往上走，拍一张元代喇嘛塔的照片。我觉得是更早。”离开银山塔林后，老师让我找个好点的餐厅吃饭。我说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让我们看看哪家餐馆一路上前面的停车位更多。我们找到了路边
的一家驴肉馆，屋内客人满座，我们在院子里找了张桌子。先生坐下，先在桌上放上二百元钱，表示他请客。最后，我们只花了八十多元，还把剩的驴肉打包带回。不麻烦单位领导，先生感到轻松自由。
先生考察银山塔林
寻真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
2018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的题目是“寻真”。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考古学是寻真的科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宿先生和老一辈考古学家一生的学术追求就是寻真。
有一件事情我终生难忘。1995至1996年我在西安主持发掘唐大明宫的主殿——含元殿遗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确立的保护大明宫含元殿遗址项目的前期工作。含元殿遗址在1959至1960年曾经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勘察发掘过。马得志先生主持第一次发掘，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搞清楚了殿址及两阁的形制。由于经费不足和时间紧迫，当时仅揭露了殿址和两阁，其他部分则是采用钻探和开探沟的方法大致予以考察。简报发表后，在学术界特别是古建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含元殿的复原图在各博物馆作为唐代代表建筑展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995至1996年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龙尾道并不是像明清太和殿的御路踏跺设在殿南正中，而是设在殿堂的两侧。龙尾道起自殿前广场的平地，沿两阁内侧的坡道，经过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
第二次考古发掘的结果推翻了第一次试掘推测的结果，龙尾道的形制变化是否能被学术界接受？我感到压力很大。1996年春，我先请马得志先生和杨鸿勋先生到现场。马先生在发掘工地待了一周，坐卧不宁。我向宿白先生汇报了发掘的情况，并请先生到现场。先生非常谨慎，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不同意立即去看现场。先生在思索。1996年夏天，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他说，你到渤海上京龙泉府去看看吧！我明白先生这几个月的时间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他想通了。
199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国际专家到含元殿遗址验收考古工地，并进一步确定保护方案。宿白先生带领中方专家提前到达西安现场。有先生在，我心里踏实多了。考古现场验收进行得很顺利，但保护方案的讨论相当激烈。在西安宾馆的讨论会上，争论到夜里十一点，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武井士魂拂袖而去。以宿先生为首的求真务实的中方方案最终得到通过。宿先生对左右龙尾道形制的肯定，就是对中间龙尾道的否定。在学术的真伪问题上，先生总是立场鲜明。
1996年10月30日，先生带领中方专家提前到达含元殿遗址检查工地。自左至右：张廷皓、周魁英、段鹏琦、宿白、刘云辉、安家瑶、晋宏奎、高本宪。
田野工作是先生的最爱
1990年7月20日至8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中国境内）的第一次考察，乘汽车从西安出发直到喀什。宿先生向中方领队徐苹芳先生提出参加新疆段的考察，那年他已经近七十岁了，是国际考察队中最年长的学者。在考察途中，宿先生总是一马当先，带领着我们，看得出他十分热爱田野考察。休息时，先生就随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与我们讨论。在对柏孜克里克洞窟的考察中，一些没有开放的洞窟根本没有路，山体陡峭，全靠手足并用的攀登。我在后边抢拍下宿先生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奋力攀登的照片。先生奋力攀登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行。
先生在丝路考察中。前排自左至右：安家瑶、宿白、樊锦诗、郭旃。
先生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与我们讨论
在柏孜克里克的考察中，先生攀登。
2012年，在配合北京文化硅谷建设过程中，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发现一座大型唐代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13年5月，我有机会先睹发掘现场，回来后向先生谈到这次发掘。先生很感兴趣，希望亲自现场考察。我说发掘还没结束，不对外，不能和上次去银山塔林一样，一定要和发掘领队程利说一下。程利当然非常欢迎宿先生到现场指导。
6月3日一早，我开车接先生和宿志丕到长沟镇，程利在长沟镇迎接我们。墓葬规模很大，坐北朝南，全长三十四米，由墓道、封门、前甬道、耳室、壁龛、墓门、主室、侧室、后甬道、后室等组成。我原想先生在墓葬上面看看规模，再看看出土遗物就可以了。但先生坚持要沿墓道下到墓葬底部（照片7），仔细观察了前甬道的刘济的墓志和夫人的墓志。刘济的墓志刻有十二生肖和牡丹花图案，他夫人的墓志尺寸更大，一百六十三厘米见方，也更华丽，为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当时发掘正在进行，墓志还没有打开。宿先生考察刘济墓时，看到残存的壁画，不禁回想当年发掘白沙宋墓的情景。他说，现在科学手段多了，但现场临摹壁画还是很有必要，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我问那时怎么能请到专业画家到现场临摹，先生说他们都挺愿意来的。先生年轻时曾在中央美院学习过素描，早上进画室前买一个热馒头，吃几口作为早饭，剩下的馒头就是很好的橡皮。先生在学画过程中的师生都成为他的朋友，当白沙宋墓需要临摹时，呼之即来。
生考察刘济墓。自左至右：程利、宿白、刘乃涛。
刘济墓，可能是宿先生晚年最后一次考察的考古发掘现场，他久久不愿离开。先生对田野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感染着年轻的考古人。
宿白先生是好老师，他总是不怒自威，用高尚的人格教学生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先生仙逝后，陈英英从美国打来电话嘱咐我：“请你一定跟先生说，来世我们还要做先生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