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支锅”“马孜”“头”.原来文物窃贼也有这样的“地下江湖”
几十件文物一手卖了430万，三手卖了780万，其中3件价格高出数倍
其中一部分在国内迅速流传，另一部分在国外“洗白”。追回被盗文物并不容易
打击文物犯罪，必须努力遏制市场需求和走私，完善与打击文物犯罪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正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亮泉
外形像一只蹲伏的野兽，背部是一个罩子，罩子前端装饰着饕餮图案……通过造型精美、纹饰丰富的“兽形图案”，人们仿佛看到了3000年前古人的盛宴场景。但是，“动物形”几乎成了文物贩子的“玩物”。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省盗窃、贩卖文物案件频发，公安机关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从2018年到今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共追回文物4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是山西警方追回的。
三年后，记者深入山西的几个犯罪处理中心和一些看守所，专门采访了一线警察、盗墓贼和文物贩子，了解了很多文物窃贼的内幕，揭露了文物窃贼的“地下江湖”。
从查获的文物刑事案件和追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文物盗窃链条来看，记者发现文物盗窃者呈现出一种产业化模式，被盗的文物被卖掉，离开国家，迅速被清洗。接受采访的多名警察和业内人士建议，要努力遏制市场需求和贩运，完善适合打击文物犯罪的制度和机制。
照片由山西省公安厅提供，为山西警方找回的动物造型
“摸金校尉”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摸金校尉”是盗墓贼的最新称呼。据记者采访，当代盗窃文物的“莫金队长”团伙细分为——“支锅”(即“老板”)及其团队、当地文物经销商、“一把手”专卖精品文物、“马孜”为海外古玩店老板收藏精品等多个角色，形成了一条盗窃文物、贩卖文物的黑色产业链。
在盗窃过程中，一群人“各司其职”，从出土文物到赃物出售。据山西省公安厅临汾中心负责人和运城中心几名民警介绍，盗墓一般是“托盆”进行，团伙成员有盗墓、取土、清坑等，分工协作。
一名被俘盗墓者向记者讲述了“门道”:“托壶”提供了资金和工具，没有直接前往现场；清完文物后，清坑人把文物装进蛇皮袋，交给“支锅”；“支锅”根据货物的价值，一次性向墓帮支付买断费或劳务费，其中墓帮头拿一半，其余帮员共同分担；干挂土纯粹是苦力，连看一眼出土文物的机会都没有，一个坑货能分到几千元的辛苦钱。
在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年宣判的一起盗墓案中，盗墓团伙张某某供认，在一起盗墓案中，共挖出约2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5件铜鼎。张某某拿到货后，以550万元的包装价卖给文物贩子和某个。“我给了‘保护伞’30万，每人分20万。剩下的钱和另外三个人对半分，我分了62万。”张某某说。
在转手的过程中，文物的价值成倍增长。以国家一级文物、山西青铜博物馆市政厅珍品一尊、一方一为例。它们在山西洪洞被盗出土几天后，被t
警方在“巴特”查获了数千件青铜器，基本上垄断了当地精品文物的销售，还查获了万文商会会长乔某某开设的万文店。“一开始是乔某某挖的墓，后来停下来卖更赚钱。开店后他换了买别人挖的货。如果他吃不下，他就联系‘马孜’并出售佣金，佣金收入为交易价格的4%至5%。”一名处理此案的警察说。
据山西省公安厅运城中心处理此案的民警介绍，闻喜县九屋头墓区出土的几十件文物被“打包”以4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洪洞，另一手卖给了介休，其中三件主要文物以78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陕西府谷的一个煤老板。“前后一个月，第三只手倒了，价格翻了好几倍”。
2015年，文物贩子刘继元和另一人以580万元的价格从“山西代县阿索卡塔失窃案”中购买了一批文物，并以23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隔壁家阮某某。
在倒卖的过程中，古玩市场成了文物的“卖点”。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型文物经销商在中国著名的古玩市场开店，甚至将偷来的青铜器等文物一次性公开，在古玩店完成了“看货”和交易。雇佣“马孜”的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好莱坞路和摩洛街开古董店的老板。
“交易时，有中间人撮合，约好在古董店看货。乐观之后，讨论价格，合适就买，不合适就自己走。”一个文物贩子说。
一位古玩店老板说，这几年来，随着文物和青铜器价格的飞涨，原来卖字画、钱币、工艺品甚至红木家具的人都转而卖青铜器了。
今年10月落网的公安部甲类通缉犯刘继元，曾在南京长期经营一家出售手工艺品、陶瓷、字画的“古工艺品店”，但却私自出售珍贵的国家文物。2015年至2018年，刘继元向盗墓贼非法收购文物、编钟、青铜虎、金棺、银棺等文物倒卖。
被盗文物追缴存难点
记者发现，被盗文物的“归途”目前并不容易，追回有困难。
根据警方掌握的信息和一些文物贩子的供词，盗窃和挖掘团伙经常越境作案。文物出土后，很快就被卖到市场上，乱七八糟地转移到各地文物贩子和买家手中，甚至流向国外或“收藏家”手中。
一方面，大陆的渠道一直在快速流通，一些文物已经“隐形”很久了。
比如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名为兽形腰封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是商代的酒器。因为古墓被盗，在兽形外壳被找回之前，相关部门连这样的文物都不知道，更别说文物的具体位置了。最后，通过锁在保险柜里的委托书线索，频繁往来于香港和内地的文物贩子葛某被逮捕并被追回。
再比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重器方艺彝和彝尊，就是在山西省洪洞的同一个墓中被盗的。后来文物很快被盗墓者转卖，四处漂泊。被文物贩子卖了之后，就出国了。经过国内外长时间的认真调查，追回小组查明了文物流失的路线和最终去向，并查出了盗贼和人贩子链条中的相关人员。调查人员运用法律手段成功追回了两件稀世珍宝。
另一方面，流出渠道“畅通”，出境又快又容易被冲走。
据警方介绍，文物贩子在内地基本都是用现金交易被盗文物的，香港古董商在京广Xi都有账户。“马孜”看好货物后，他将在两三天内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交易。文化大革命之后
有文物贩子说，被盗文物出境后会被迅速“洗白”。他们把货物带到拍卖行办理相关手续。文物评估报价后，由拍卖行登记，列入《目录》(拍卖商品指南)。无论拍卖成功与否，被盗文物都具有公众身份。这个“户口”，让文物很容易入境。——.有了“目录”和古董店的伪造发票，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国家，成为合法的文物。
警方还发现，卖家通常联系方式单一，很多盗墓贼甚至不知道自己挖出了什么文物，更不知道卖给谁，卖给哪里。这使得警察即使抓获盗墓贼也很难找到文物；有时候，文物被查封后，它们的流通线路就不清楚了。
此外，由于许多出售被盗文物的行为不在当地，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往往较弱，仅限于追回文物和整个链条的打击。
健全完善打击防范
文物犯罪长效机制
在调查中，一些基层民警反映，2011年废除死刑后，盗窃文物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虽然警方一直在严厉打击，但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一些文物犯罪分子不断利用法律和政策的漏洞逃脱打击。
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和警方认为，为了给文物窃贼降温，保护祖先留下的珍贵文物，需要克服打击文物窃贼的“不适感”，努力遏制市场需求和销售，完善适合打击文物犯罪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非保护区”成为盗墓者的“护身符”，急需将盗墓罪改为“行为犯罪”，法律审判应以“结果说”为依据。
根据现行法律，在严打和审判中，盗掘古墓葬犯罪行为发生在“国家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结果大相径庭：国家文物保护区采用“行为说”，即盗墓行为可以处理，刑期10年以上；盗墓发生在非文物保护区，基于“结果论”，即只要没挖到什么或者警察没发现什么，就不构成犯罪。
“国家保险区铲了10年，非保险区被查封了。”部分接受采访的基层民警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盗墓贼在非保护区多次作案。其实“非保护区”内有很多皇家墓葬，“非保护区”并没有减少盗墓造成的破坏。往往埋在地下的古墓被盗挖后被文物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会申报保护区，对于之前被盗的文物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基层受访者表示，打击盗掘古墓葬罪，可以根据破坏的实际后果考虑量刑，即凡以营利为目的盗掘者，依法严惩，掘物者严惩，以震慑盗墓者。
二是文物大盗链条中获利最多的是最弱的，消除“卖需求”造成的“野蛮盗猎”迫在眉睫。
在文物窃贼的黑色产业链中，“一线”窃贼受到的惩罚最重，但获利最少；文物的销售是一笔巨大的利润，每次销售价格几乎翻倍。如果不采取反卖措施，在旺盛需求的刺激下，“一线”偷猎者可能就像韭菜一样，一茬断了，新茬就出来了。
警方调查人员报告称，准确打击文物经销商并不容易。自2018年以来，山西警方逮捕了2000多名“文物犯罪分子”，其中约四分之一参与了反贩运进程。“有些人以前被逮捕过，但由于法律和证据问题，很少有人被判刑。”
接受采访的专家建议，鉴于文物犯罪的专业化、专业化和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应密切协调配合，在严厉打击盗墓贼的同时，关注“马孜”等关键人员和重点地区文物交易商的动向。同时，建立高效准确的情报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完善打击文物犯罪联合长效机制，提升文物安全水平和标准。
第三，一些基层政府对建立文物保护区“漠不关心”，迫切需要调动基层文物保护的积极性。有基层群众反映，成为保护区后，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保护，却有不建设、不开发等相关规定，与当地实际发展需求相悖。与此同时，基层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人力不足、缺乏专业性、资金不足等。一位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直言，如果有人出钱出力，就有可能出事。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政府要坚持领导，多元化投资，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狠抓基层文物保护的局面。
第四，合理利用文物的回收，刻不容缓地要建立一个“国”字头的青铜博物馆。
自专项扫黄行动启动以来，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连续三年部署专项行动打击文物犯罪。
许多受访的文物研究人员和警方调查人员建议，应合理利用回收的文物，建立中国青铜博物馆，并举办打击文物犯罪成果展览。要更好的保护好国宝，同时让更多的后人近距离与“先人”对话，吸取文化营养，同时对有意参与盗窃文物但尚未行动的人进行警示。